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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不去管IBM和日立的交易,来看看IBM和联想的交易,因为这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收购美国著名公司的部门。当时,不少人觉得联想能收购IBM的笔记本部门说明中国国力增强了,扬眉吐气了;一些人担心联想是否能消化的了IBM这个部门,因为这个部门在亏损。显然,这笔生意能做成是因为IBM卖有卖的道理,而联想买有买的道理。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黄金城电游贵宾会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对于成功的创业至关重要。首先,创始人总是在前台扮演着主角,风投在幕后是辅助者。如果投资者站到了前台,要么说明创始人太无能,要么说明投资人手伸的太长,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公司都办不好;其次,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关系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对投资者来讲,投资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并招揽人才。对投资人来讲,创业者能一次成功当然是最好的,但是,非常有能力能干事的创始人也会因为时运不济而失败,这时投资者如果认定创始人是个人才,将来还会为他的其它项目投资,或者将他派到新的公司去掌舵。因此,对创业者来讲,虽然风险投资的钱不需要偿还,但是,拿了投资者的钱就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尽力将公司做好,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一些短视的创业者把风投公司当作一次性免费提款机,只拿钱而不承担应尽的义务,实际上便永远地断了自己的后路。和很多行业不同,不同风险公司的投资家们一般会经常通消息,一个人一旦在风投圈子里失去了信用,基本上一辈子就失去了获得风投资金再创业的可能。

黄金城电游贵宾会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基于Windows的服务器市场的销售额终于超过了Unix的销售额(177亿美元对175亿美元),而且这个趋势至今没有逆转。作为网民上网必不可少的浏览器的发明者,网景公司本来可以成为互联网的领头羊,就像2000年的雅虎和今天的Google。再不济也可以像Adobe和赛门铁克等公司那样成为一个领域的主要厂商(MajorPlayer)。但是,网景公司只辉煌了短短的几年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网景公司的衰亡固然是微软垄断的造成的,但是,它也有免于厄运的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把握好。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

没有任何公司比惠普更能代表硅谷的神话了。1934年,斯坦福的两个毕业生休伊特(Hewlett)和派克特(Packard)躺在斯坦福的草坪上憧憬着这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过后的美景。两个打算办一个电子公司,至于这个公司的名字应该叫Hewlett–Packard还是该叫Packard-Hewlett,两个人决定抛硬币看运气,最后结果是Hewlett赢了,便有了HP这个名字。但是,直到1939年这个公司才正式成立,创办资金只有区区500美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示波器的电子仪器。经过二次大战,惠普得到了发展。这时一个机遇使得惠普、硅谷和斯坦福同时兴起。一旦新的业务和公司传统业务冲突时,一些公司甚至会牺牲掉新的业务。我的一位邻居原来是贝尔实验室一位资深的科学家,他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贝尔实验室里面很荒唐的故事。几十年前,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小组研制出一种传真技术,比当时世界上最快的传真机传真速度还快十倍,但是这个项目居然被停掉了。原因是AT&T认为它会使得自己的话费业务收入下降。显然这个小部门的主管在AT&T里面的发言权无法和电话服务部门的人相比。今天,美国整个传真机市场由日本公司垄断。这个例子当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一类事情当年在AT&T内部确实非常多。即使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其它公司看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分水岭。二战后,IBM显然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发展它的电动机械制表机,还是发展新兴的电子工业。在IBM里,这两派争执不下,而代表人物恰恰是华生父子。老华生认为电子的东西不可靠,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人持老华生的观点。而小华生则坚持电子工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这场争论终于以小华生的胜利而告终。1952年,小华生成为IBM的新总裁。IBM从此开始领导电子技术革命的浪潮。黄金城电游贵宾会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各种传奇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出来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讹传是这样的:由于计算机五十年前的造价高得惊人,除了政府部门和军方,只有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才用得起。银行里有大量的简单的计算,主要是账目上的加加减减,不需要复杂的函数功能,比如三角函数、指数对数函数等等。因此,就需要有一种专门处理大量数据简单运算的程序语言。六七十年代的主流高级程序语言COBOL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COBOL的全名为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CommonBusinessOrientedLanguage)顾名思义,它是针对商业数据处理的程序语言。虽然COBOL不是由IBM制定的,但是,IBM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制定它的六人委员会中,有两个是IBM的人。COBOL语言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程序语言,但是会写COBOL程序的人很少,因此他们的收入远比今天的软件工程师要高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年轻人进入计算机软件的领域。IBM的研究水平很高,还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因此,它在商业竞争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IBM在计算机领域基本上是独孤求败。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如果说终结AT&T帝国的内因是华尔街和AT&T自己的贪婪和短视,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从外界彻底击垮了这个帝国。在互联网兴起以前,固定电话几乎是人类唯一的交互通信手段,因此,只要在这个产业中占领一席之地,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由着它的波浪推着前进。AT&T一百年来就是这样。它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还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但这些丝毫伤害不到它。也不能阻止它一次又一次的形成垄断。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Google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2001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Google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当然,以摩托罗拉技术和市场的优势赶上这半步照说应该不难,但是,摩托罗拉另一根基因使得它很难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在模拟通信设备市场上,技术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其它方面,比如方便性,外观都不重要。而且模拟电子技术很大程度上靠积累,后进入市场的公司很难一年两年赶上。玩过发烧音响的读者知道,音响的数字设备,比如播放机,各个牌子差异不是很大,而模拟部分比如喇叭不同厂家的差异有天壤之别。日本的SONY和先锋至今做不出美国HarmanKardon和Infinity那种高质量的喇叭。在摩托罗拉内部,很长时间里,也许直到今天,技术决定论一直占主导。在数字电子技术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各个厂家之间在技术上的差异其实很小,这一点点差别远远不足以让用户选择或不选择某个品牌的产品。相反,功能、可操作性、外观等非技术因素反而比技术更重要。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远远比不过诺基亚和亚洲的对手。我一些在摩托罗拉的朋友常常很看不上诺基亚和三星等公司的做法“他们换一个机壳或者颜色就算是一款新手机”,但是,用户还真的很买后者这种做法的帐。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当一个公司还没有占到市场的50%,并且在高速发展时,它不会涉及到转型的问题。一个非常成功的跨国企业需要转型时,都是在它的发展非常成熟以后,就好比人到了中年。这时,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它涉足一个过去它不熟悉的领域,就好比一个已经养尊处优的四十岁的人重新走入课堂去和一群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读书,学习起来比没有负担的年轻公司要难得多。更何况,年轻的公司没有退路只有向前进,而成熟的公司总有它传统的业务可以依赖,一旦遇到问题就可能退缩。

今天,旧金山附近恐怕已经找不到一块金矿石了,“旧金山”这个名字只能代表它过去的历史。也许有一天,硅谷没剩下一家半导体公司,那时大家会说这里曾经有过半导体工业。但是它绝不会像底特律和匹兹堡那样从此衰落下去,而仍然会是世界科技之都,因为硅没有了而创新留下来了。硅谷的竞争仍然会很激烈,不断会有旧的公司消亡,旧的产业衰退,又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硅谷过去是、今天是明天还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要分析摩托罗拉之败,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这两个公司。首先,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公司。总部在美国中部伊利诺斯州的摩托罗拉虽然也是一个高技术公司,也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信息革命,但是它的作态完全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传统的公司。虽然摩托罗拉对雇员在工资和福利上待遇不错,但是公司和员工,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雇佣关系,公司内部管理层次较多,大部分员工基本上没有多少股票期权。因此,公司的业绩和员工的利益关系不大。英特尔公司则是一的典型的硅谷公司。每个员工的工作强度比摩托罗拉要大很多,但是每个人平均的股票期权也多很多。硅谷几个比较好的学区的房子,不少被英特尔公司的早期员工买走了,而这些房子靠工资是一辈子也买不起的。几年前,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Channel)在节目中评论了中日甲午战争。美国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时代军队之间的战争,虽然双方武器相差不多,战争的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因为一个在专制的农业时代后期的军队很难打赢一个兴起的工业化国家的军队。英特尔和摩托罗拉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黄金城电游贵宾会最早看到这个现象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博士。早在1965年,他就提出,在至少十年内,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会每两年翻一番。后来,大家把这个周期缩短到十八个月。现在,每十八个月,计算机等IT产品的性能会翻一番;或者说相同性能的计算机等IT产品,每十八个月价钱会降一半。虽然,这个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几十年来IT行业的发展始终遵循着摩尔定理预测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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